我国汉语方言的分布，吴、赣、湘、闽、粤及客家六种南方地区的方言，均与北方方言有较大差异，各划分为不同的方言区，唯独西南地区的川黔滇方言、即“西南官话，”却属北方语系统，划属北方方言区。这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贵阳话是川黔滇方言的一部分，通过贵阳话与普通话的比较，找出它们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并阐明贵阳话形成的原因，对于研究整个川黔滇方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根据语言调查的结果，贵州的汉语方言大体可分为三个片区：黔北、黔东南和黔南。黔北片区除了地处黔中的贵阳外，还有黔西南的安顺地区大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六枝特区，以及黔北的遵义、黔东北的铜仁和黔西北的毕节这三个地区，较之黔北片区各地方言的形成情况，影响贵阳话形成的因素要多得多。这与贵阳元代以来即成为贵州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而其它各地方言的形成因素则较为单纯。如遵义话乃因政治原因而极近四川话（清雍正五年遵义始从四川划属贵州），安顺话主要是移民因素使然，黔西南话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语言有关等等。所以贵阳话又与黔北片区的各地汉语方言有别。

现在，我们再将贵阳话与普通话作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比较。贵阳话与普通话从语法系统整体上看，有很大的一致性，词序和虚词的运用基本上相同。词汇方面，大部分为民族共同语词汇，与北方语同；少部分为方言词汇，但这些方言词汇，绝大部分仍是受中古以来北方语词汇的影响而形成。清末民国初贵阳语言学者姚华《黔语》一书，对数百个贵阳方言词语追本溯源、详加考证，自言“以今证古，以俗征文”，证实了方言词语主要来源于历史词语、文言词语、俗语词和宗教语词等，即主要来源于北方语。故姚华最后得出贵阳“语习于北”的结论。符合语言事实。语音，是方言差异的主要表现之处，然而，经比较考察，贵阳话与普通话仍是“大同小异”，具体情况如下：普通话的二十二个声母（包括零声母），有十七个与贵阳话相同，它们是：b、p、m、f、d、t、1、g、k、h、J、q、x、z、c、s、Φ。（零声母）；有五个为贵阳话所无，它们是：舌尖后音zh[t]s］、eh[ts‘］sh[s]r [z］及鼻音n。贵阳话n、l不分，因读音一般近似l的音值，故标注为l。贵阳话在普通话舌尖后音的位置，一律读为相应的舌尖前音z[ts］、c[ts］、s[s］、［z］，语音的对应规律相当整齐。贵阳话中，也有三个辅音声母为普通话所无：唇齿浊塞音［v］、舌尖前浊擦音［z］、和舌面后的鼻音［n］。

从韵母系统看，普通话的三十八个韵母，有二十八个与贵阳话相同，它们是：a、o、e、i、u、－i [2］、aì、eì、ao、ou、ìa、ìe、ua、ì ao、ì ou、uai、uei、an、ì an、u an、en、ìn、uen、ang、ìang、uang、ong、1 ong；有十个为贵话所无 ，它们是：ü、－i[2］、er [ar］、uo、üe、üan、un、en g、ìng、ueng。而贵阳话中，有三个韵母是普通话所没有的：阳ue、ìu和ìo。

在声调方面，贵阳话与普通话的异同，如下列对照表所示：

由上表可见，贵阳话与普通话调类相同，均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声调调值也相近。阴平相同，阳平微殊，贵阳话上声调值“v(42）”近似普通话的去声调值“v(51）”，贵阳话的去声调值“λ（13）”近似普通话的上声调值“λ（214）”。故贵阳人学习普通话时，往往有意识地将上声字读为普通话去声，将去声字读为普通话上声，即得其近似的音值。

从以上声、韵、调三方面的比较来看，差异都是微小的。声母情况说明，贵阳话鼻、边音不分，而且无翘舌的辅音声母。韵母情况说明，贵阳话没有撮口呼和儿化韵。这与贵州北部的遵义、铜仁、毕节地区的许多地方不同，这些地区多有撮口呼和儿化韵，与北方语一致。历史上贵州北部地区较早较多地有汉族移民，此当为语言遣存。然而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有入声字，这又与贵阳话、普通话不同。贵阳话普通话均无人声。据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的研究，古人声在其时已消失。贵阳话与元以来汉民族共同语北方语一致，没有入声，说明贵阳话形成的年代当在中古以后，其形成当与近代北方语有直接的关系。总之，贵阳话与普通话“大同小异”。这种语言现状与贵阳话的形成历程有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移民、政治、文化和交通四个因素在贵阳话形成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是贵阳话形成的主要社会、历史原因。

移民是形成方言的基本原因

汉族移民是贵阳方言形成的基本原因。唐宋时期，贵阳附近有由中原移人的“宋家”和“蔡家”，他们是有史可稽的来到贵阳地区最早的集团性移民。田汝成《行边纪闻》载：“宋家、蔡家盖中国之裔也。相传春秋时，楚子往往蚕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激，遂流为夷。二氏风俗略同，而宋家稍雅，通汉语，或识文学。”但因蔡家居住分散，散布在贵筑、修文、清镇、威宁、大定、平远等地，受少数民族影响较大，故往往“变服易俗”，同化其中。而宋家比较集中在贵阳附近，以水东宋氏为代表，保留了较多的汉文化，不但“衣冠同汉人”，而且“颇通汉语，识文字”，语言与明清形成的贵阳话合流。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明代的大规模汉族移民，为贵阳话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洪武四年（1372），在今贵阳设贵州卫，原额旗军5740名；洪武二十四年（1392），又增设贵州前卫，原额旗军6950名。这两卫“调北征南”的卫所官兵，按明制属于军户，一人在军，阖家前往，未婚者予以婚配，因此，这批军户当共计12690户，若以四口家计算，其数不下五万人。当时，又有贵阳东大门的龙里卫、西大门的威清卫，四卫屯堡星罗棋布，遍置贵阳及四郊。与此同时，又有“调北填南”的民户和匠户居住贵阳。据明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贵阳军民府有“官民杂役6695户，42768丁口”。因此，仅以上述两卫（贵州卫、贵州前卫）军户和贵阳军民府官民杂役两项合计，这一时期至少就有十万人左右的汉族进人贵阳地区定居。军户有四种来源：一是跟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即“从征者”；二是战争中的降卒，即“归附者”；三是发配充军的罪人，即“谪发”；四是从内地抽来的农民，即“三户垛”（每三户中，垛一人丁多者为军户，其余两户为贴户。军户应出一名兵丁为正军，正军死，则由贴户补充）。至于贵阳军民府所辖户口，包括流寓的官员、官府的工匠、杂役及招募来的游民。隆庆二年（1568），经贵州抚按官杜拯、王时举奏请，移原置今惠水县的程番府入省城，其理由是：“贵筑长官司所辖皆流寓子孙，与夷民不同”。此举旨在将汉人迁移集中于城内。隆庆三年，更程蕃府为贵阳府，贵阳始作为行政区域名称。因为明代集团性移民的规模大、人数多，时间集中而且持续，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优势，因而他们的语言也就成为贵阳话的基础。

明末清初，各地战乱频繁，而贵州较为安宁，不少川湖人士流人贵州避难。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贵筑县北门外新城地方户口日繁，商贾揍集，令贵筑县垂移驻城北，就近稽查”，于是，遂将贵阳城垣扩大到城北六广门。清代，由于贵阳工商业的发展，外地客商、工匠不断流入，因而建立起地方性的会馆，如四川会馆、云南会馆、江西会馆、山陕会馆、湖南会馆、北五省（冀、鲁、豫、秦、晋）会馆、两广会馆、湘北会馆、福建会馆、江南会馆、浙江会馆等。贵阳城内会馆林立，各地商贾工匠等人先以之为栖息之所，后则在贵阳购房寓居到定居，遂世居贵阳，子孙成为贵阳人。《黔南职方纪略·贵阳府》记载：“于是江、广、楚、蜀贸易客民，籴击肩摩，毂贱贩贵，相因坌集，置产成家者今日皆成土著。”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以全国各地地名或商贾经营行业名所命名的街道，如南京街、广东街盐行街、铁匠街、铜匠街等。外省人结帮经商，控制各行业，成为清代贵阳商业的一大持点，如光绪初年，贵阳的杂货商业已形成京、苏、川、广四帮。

明清时期，全国政治中心北京的语言北京话，已在各地官场和知识分子中通行，在各地俗称为“官话”。北京话的基础方言是北方语。所以，由明清大规模集团移民所形成的贵阳人群体，也自然以北方语作为通行语进行交流。因贵阳移民大多来自北方，其所操北方语近于京腔，习用北京话也是比较容易的；南方人各自原方言差异较大，为了便于交流，也改习北方语。但贵阳作为省城，是五方杂处之地故语言既保持了北方语的基本特征，又不同于纯粹的北方语。

政治因素对贵阳话的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称的“贵阳话”，指的是在贵阳地域内、在贵阳人群体内绵延流传至今的贵阳汉语方言。元代之前，贵阳因山川梗阻、交通不畅主要是作为军事上的防御城堡和据点。贵阳未建城前，贵阳人群体也未形成，汉人在贵阳地区处于散居状态，故无从形成“贵阳话”。因此，元代在今贵阳地方筑顺元城，贵阳便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城池，这是贵阳话形成的前提。明以后汉族移民大量进入贵阳，形成的贵阳人群体，乃是贵阳话形成的关键。随着贵阳城的固定和贵阳人群体的形成，贵阳话基本形成元以前，土著民族一直是贵阳地区的实际统治者。许多学者认为，就连唐宋时期贵阳地区地名“黑羊箐”、“大万谷落”等亦皆“夷”所名之，为少数民族土语。①当时今贵阳地方“夷多汉少”。元代普遍推行官爵世袭的土司制度，所设的“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及“顺元路军民宣慰司”，治所皆置于顺元城，贵阳遂成为一方军事重镇。

明清两代，官制嬗变。明代推行“军政分管、土流并治”的方针，在贵州设立卫所，遍置屯、堡、铺、哨。明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将归附的土著水西霭翠和水东宋氏两部合并，设置贵州宣慰使司，隶于四川，司治贵阳。洪武十五年（1382），设立贵州独立的军事机构“贵州都指挥使司”。永乐十一年（1413），划定全国行政建置为大行政区十三，贵州独为其一，称“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管行政、财政，这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统一的行政建置，贵阳自此称为省城。永乐十五年（1417），又置“贵州提刑按察使司”，施掌刑法。以上“三司”治所均在贵阳。隆庆时移程番府人省城，次年改为贵阳府。万历十四年（1586）将贵竹、平伐二司改设新贵县，附廓。这一系列的行政建置，使贵阳成为贵州全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大量外籍官员赴贵阳任职。尤其在清雍正四年至九年（1726—1731）清王朝在贵阳及贵州各地首先实行“改土归流”和废除卫所两项政治措施以后，贵阳各级官吏遂以汉人为主体、汉人军户变为民户，贵阳城内从“夷汉杂处”变为“汉多夷少”。

无论古今中外，在规范民族共同语时多是以政治中心的语言为标准。如我国最早的解释词义的专著、汉初的《尔雅》所释周汉诸书的词语一“雅言”，即是我国周代通行于官场和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共识为典雅纯正的语言，它以周代西都镐京音为标准。②在西南各省中，以四川与中原的联系最为密切，它距离古代的汉民族政治中心镐京、咸阳、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较近，自古受中原文化影响至深。同时它又一直是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对黔、滇有直接的影响。在明代贵州有统一、独立的行政建置以前，贵州之地多隶属四川统辖，甚至行政区划也常常互有更换，如四川的播州（包括遵义一府及所属五州县）晚至清雍正五年才划属贵州。历史上贵州受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最深。自元建都大都城后，我国古代封建统治中心移到北京。北京话在全国各地官场和知识分子阶层中通行，与各地汉语方言融合，形成各地的所谓“官话”。官话实际上是夹杂着各地方音的、不纯正的北方语。在四川方言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北方语系统的川黔滇方言，总称为“西南官话”，它以四川话为代表。贵阳官话的流行，与外籍官员和辞官归筑的贵阳籍知识分子的大力倡导和规范有很大关系。明清时期，北方语系统的，语近四川话的贵阳官话通行于世，它标志着贵阳话己具备基本格局。

文化的传播对贵阳话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明清三代，在加强对贵州的政治、军事统治的同时，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并辅以佛、道，借以“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元代在今贵阳建立了顺元路儒学并在城内建有忠烈庙、关羽庙（两座）等。明洪武二十六年（1396），又建贵州宣慰司学，除本司“土生”外，贵州卫、贵州前卫及贵阳附近的“军生”、“民生”均在此附读，相延二百余年，中科甲之士为全省之冠。明代共有进士13人，举人268人，贡生9人。并且从明初起，不少土司子弟受命入京城太学就读，明中央规定，不入儒学读书习礼者，不得承袭土司官职。隆庆年间，改程番府学为贵阳府学。万历二十八年（1599），增设新贵县学。弘治间在贵阳建文明书院。正德间王阳明在贵阳附近创龙岗书院，嘉靖间又办阳明书院和正学书院。清代，贵阳的贵山、正司、正本“三书院”，是贵州最大的书院。清末，改正司书院为学古书院，严修又改学古书院为经世学堂。由以上办学情况看，明中叶以后，贵阳的官学、私学数量众多，更主要的是它们还有组织、有制度，自成体系。大批来自全国各地或退任回原籍贵阳的博学官员、文士，督学或讲学贵阳，对贵阳话的形成起了催化和规范的作用。这些人基本上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来贵州做官或来贵州讲学的文士，居省治贵阳，文化教育活动也多在贵阳。仕宦者多为巡抚、巡按、提学使等，如毛科、席书、王杏、蒋信、徐抛、万士和、郭子章、田雯、展元成、洪亮吉、程恩泽、贺长龄、严修等。他们力兴文教，不仅创办官学、书院，还由官府开办义学、礼学等。文士则多为赴黔讲学者，如乾隆进士张陶，任贵山书院山长，居贵阳讲学十一年。第二类是贬官谪居贵阳的官吏，如明中叶到贵阳的王阳明，应聘主讲的贵阳文明书院，是当时贵州最大的书院，有学生两百余人。第三类是在外为官、后退任回原籍从教的贵阳宿儒。其中主讲于贵阳的书院者有：马廷锡、包柞永、周有章（即周际钊）、何泌、王明、赵以炯、李端棻等。上述三类人均系科举出身，或长或短地居留过北京，熟悉北京话并操之进行教学和官场交流，对贵阳话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佛教，道教文化的传播，元明清三代在贵阳颇具规模。佛、道自元代传入贵阳，元至正间建佛教的大兴寺，道教的大道观（旧名崇真观）等。入明以后，佛教大兴。四川僧人觉甫、智顶、法印三人先后主持大兴寺，请来《大藏经》一部。又于永乐八年（1410），设立贵州宣慰司僧纲司管理佛教事务，先后建立万寿寺、黔明寺、准提庵、东山寺、水月寺、观音阁等。万历以后，中原丧乱，而禅宗中兴，大批外地僧人流入贵阳传法、建寺。例如：语篙法师在贵筑报国寺、西望山凤池寺，其弟子建贵阳双林寺、西山寺、慈云寺等。敏树如相的弟子建贵阳兴国寺、黔灵山寺、贵筑光华寺等。四川渔川人赤松就是黔灵山寺的开山祖师，其继主法席为四川内江人净和。晚清贵阳人了尘大师，年轻时曾离家“入蜀合江法王寺参果山法师”，归黔后“在贵阳驻锡九华宫”。③据《贵阳府志》记载，有清一代，贵阳城内有佛寺57所，近郊105所。道教也盛于明，正统间赐《道藏》于大道观，并建贵州道纪司管理道教，以后宫观渐多。明清两代，史载贵阳城内外共建宫观161座。

以上资料所显示的佛寺、道观的密布情况，足证贵阳明清佛道两教之盛、僧道和教徒之众。僧道们大都来自中原及邻省，尤其是四川。为了顺利地在贵阳这个由各地移民组成的“新大陆”传法布道，必然要顺时应势，采用已在官场和知识分子中通行的官话来宣讲，因为官话乃是北方语系统，近于四川话，易为贵阳的民众所接受。于是，众多的善男信女在此过程中，实际上是受到了“官话”的频繁熏陶。所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近代北方语，通过儒学、佛教、道教等文化传播，经由学子和教徒等深入到贵阳各阶层，促进了贵阳话的形成并使之规范化。对明清贵阳汉语方言——贵阳官话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贵阳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对贵阳话的形成也有较大影响。魏晋以来，边关重地滇国（今云南）成为中原的镇守要地，其政治、军事往来必通过川、黔或由川过黔。唐宋时，包括贵阳在内的乌江以南，虽为羁糜州，但中央王朝也必假川黔之道以达南诏、大理。宋元之际，南下迂回灭南宋的蒙古军曾多次进入贵州地区。自元代以大都为中心遍设各地“站赤”（驿道）以来，今贵阳之地的顺元路成为湘黔、黔滇、川黔、黔桂四条驿道干线的交汇点。明代又对“站赤”大加整治，增设了驿站，派兵驻扎保护，贵阳遂成为西南一大交通枢纽。明代在贵阳设立贵州都指挥司和布政司的目的，就在于“开一线以通云南”，巩固西南边防。明初在贵阳所设的贵州宣慰使司，系归附的水西霭翠、水东宋氏两部土著合并而成，此后却叛服不定。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派大军三十万，分两路征讨云南的元蒙残余势力，其中的一路取道今贵阳，致使霭翠等又归附。于是朱元璋《平滇诏书》慎重晓谕：“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认为贵阳政权的稳固与否，关系到云南边防的稳定，于大局举足轻重。故在平滇的同年设贵州都指挥司于贵阳。自此由湖广经贵阳至云南的释道成了一大交通命脉，往来云南的官员、军旅、客商、文教士人等皆由贵阳经过。万历间，贵州巡抚王缉、巡按马呈图在《移云南协济议》中说：“据贵州按察司骚传道呈称，查得贵州驿站，方历七年自正月至十二月终止，应付过云南马二千八十八匹、夫二千七百三十一名，本省止用过马一千三百三十七匹，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以十为率，在云南用过七分，在贵州只及三分。至上六卫、西四卫各释站不下数千，尽皆云南过客，本省之用则十无一二”。④由此可见贵阳骤站的云南过往车马人员之多。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移民，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以及文化传播、交通状况的影响，贵阳话与北方语关系密切，属北方方言体系，贵阳话与今普通话语言系统各部分特征为“大同”。但因受四川方言影响较大、又是“五方杂处”之区，且居民与周围少数民族长期交往，语言尤其是语音上不免有一些变异。致使贵阳话与北方语有差异、与今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呈“小异”之别。此外，贵阳话也与四川话、云南话有别。即在贵州汉语方言内部，贵阳话与同属黔北方言片区的遵义、安顺、黔西南等地话也有一定差异。本文通过对贵阳话形成历程中移民、政治、文化、交通四大因素作用的探析，力求阐明贵阳话与晋通话大同小异的历史成因，以有助于进一步探析川、黔、滇方言的形成问题。

注释：

①周春元、王燕玉、张祥光等《贵州古代史》

②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中国文化辞曲·语言文字篇》

③贵州教育出版社《金筑丛书，贵阳人物·了尘大师传略》

④明（万历）《贵州通志》（金美贵州民族学院）责任编辑何祖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