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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南明的抗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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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而知今。在抗战胜利72周年之际,回忆过去贵阳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壮举,有利于我们记住历史,面向未来。

  贵师学生驱逐冈山源六事件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坐落在区境雪涯洞(今雪涯路)的贵阳师范学堂,日籍教习(即教师)冈山源六(也是武备学堂的教习)闻讯在我国东北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日军攻下了奉天省城盛京(今沈阳)后,即召集武备学堂(堂址在今文化路口贵州黔剧团与原贵州教育学院一带)教习和少数学生庆祝日本“胜利”,同时以极其狂妄的口吻致函师范学堂要住校学生参加。师范学堂的学生刘琨、张友栋等接信后十分愤怒,并由刘琨执笔回信拒绝,信中写道:“为贵国贺,为祖国悲,此正是我学生饮泣之时,非饮酒之时也”。冈山源六见信后大怒,认为有损尊严,便借口:“侮谩师尊”为由,将刘琨叫至寝室大骂,又拳打脚踢。冈山源六毒打学生之事传出,师范学堂学生十分气愤,拒绝冈山源六上课,要求校方赶走这位傲慢无礼的教习。当校方通知冈山源六解聘时,冈山源六还厚颜无耻地借口聘期未到不能中途解聘为由,想赖着不走,但众怒难犯,冈山源六只好灰溜溜地离开贵阳,这就是震动筑城的驱逐冈山源六事件。

  抗日运动的活动场所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侵略性的二十一条,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碟,8月9日,达德师生参加各种抗议活动,并在校内立一石碑,上书“勿忘五月七日”,提醒师生勿忘国耻,激励爱国情绪。达德不仅成为贵阳抗日运动的宣传场所,还培养出很多抗日的栋梁之才。

  甲秀楼烧毁日货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5月中下旬至7月,贵阳市民了解真相后,3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爱国商人主动销毁日货,关门歇业,支持学生运动。7月16日,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贵州支会成立,大会提出“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口号。会后各校学生又上街游行,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山东、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口号,日本商人在大十字附近出售“仁丹”眼药水的小林洋行被迫关门。10月13日,贵阳大南门外人头攒动,群情激愤,由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组织焚毁日货的行动在甲秀楼浮玉桥侧举行。由学生和市民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举两面大旗,一面大书“抵制日货”、一面写道“严惩商界卖国贼”齐集南明河畔。几乘滑杆上装满了从市面上没收来的日货,被学生们倾倒在河滩上砸烂,浇上煤油点火烧毁,欢呼声响彻南明河畔。

  邮电大楼旁的抗日集会和游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贵阳,平静的校舍沸腾起来,沉寂的筑城四处是口号。当时的贵阳还没有无线电广播,9月18日夜间发生的这一特大事件,是由在电报局工作的省立第一中学(校址在今护国路贵阳第二十一中学处)兼课教师杨绍馨首先传播的。19日晨,他匆匆赶到学校就对师生们说:“国难!国难!昨晚日军武装占领了我们的沈阳城”,师生们听后不仅想起近几个月来日军发出的种种挑衅,还联想起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桩桩暴行。同学们在操场上、走廊上、教室外高声议论,引起了学生会和校方的注意,当即决定分别通知贵阳各校学生会派代表到一中开会。省立高级中学(校址在原贵阳老一中学处)的代表秦天真、顾健中、丁树奎等,省立师范学校(校址在今雪涯路)的代表宋显达,私立达德中学(校址在今中华南路)的代表贺登发等,私立正谊中学(校址在今会文巷)的代表姚礼奎等参加会议。会议气氛十分严肃,经过热烈讨论后,决定组织大游行,并以大会的名义拍电报给蒋介石,请他停止内战,抵御外侮;宣告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

  9月21日上午,各校师生赶到新市场(今曹状元街邮电大楼东北侧)集合,由省立高级中学学生代表秦天真主持大会,报告游行示威的意义,革命师生慷慨激昂,气氛悲壮。

  筑光发出的抗日怒吼 1937年4月,筑光音乐会在贵阳成立。同年9月,中共中央派黄大陆到贵州与李策一起主持省工委工作,省工委决定首先争取“筑光”,使之成为发动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团体。1938年6月,“筑光”中共党小组建立。由于党组织的努力,筑光由一个单纯的音乐组织,逐步转变为进步的抗日救亡组织。

  1937年“九·一八”6周年纪念,筑光不仅参加了贵阳各界的游行示威,还赶排了《九一八小调》、《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亡国奴当不得》,在达德学校门前演唱。1938年4月,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筑光在贵阳举行百人大合唱,当演唱到“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挡”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愤,齐声应和“中国不会亡,不会亡!”的悲壮旋律响彻在广场上空。当台儿庄战役负伤的伤员转移到图云关陆军医院时,筑光联合贵阳其他抗日救亡团体一道去医院慰问,为伤员写家信,演活报剧、唱救亡歌曲。

  1940年1月,由筑光音乐会创作的《汪精卫到东京》,在区境棉花街(今科学路)贵州农村合作委员会礼堂公演。

  抗敌后援会组织的抗日活动 1937年9月,由黄齐生等发起组织贵阳的一个抗日群众团体—贵阳抗敌后援五分会。这个群众爱国团体提倡用国货,拒用日贷,并组成宣传队在大南门、大十字、新华路一带进行宣传,激发老百姓的爱国情绪,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打倒侵略者。

  青光组织的抗日宣传 抗日战争初期,贵阳大十字一带的商店员工,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主动成立贵阳青光抗战工作团。1938年,青光联合贵阳的抗日团体“筑光”、“沙驼”等在今喷水池组织献唱活动,男女团员表演《流亡者之歌》,哭诉日本帝国主义“抢光、杀光、烧光”的残暴罪行,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仅一个上午就募得一百多元。“青光”还组织宣传活动,在大南门、新华路、西湖路进行宣传、演出,揭露日寇的残酷罪行。“青光”还组织慰问团到图云关陆军医院慰问伤病员,还给伤病员演唱抗日救亡歌曲《黄河大合唱》、《放下你的鞭子》等。

  图云关救护总队内的抗日活动 1939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迁区境图云关,找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中共党员),接上党的关系。4~5月,袁超俊借医治胃病,住进图云关红会医院,在他主持下,秘密召开红会特支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红会总支委员会(简称红会特支),郭绍兴任总支书记,高忻、毛华强、章宏道为总支委员。下设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支部,由郭绍兴、高忻、章宏道分别兼任书记。按照红会特支的安排,全体党员排除国民党的干扰和破坏,在红会内的活动取得一定的成绩。红会特支筹组的红会书报供应社(简称“书社”)于1939年5月正式成立,书社的宗旨是:通过提供进步书刊,组织传阅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教育全体员工,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贡献力量。书社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成立图书馆,向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几十个医疗队寄送进步报刊;组织歌咏队、话剧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每星期一出1期板报,刊登书社同人写的时事评论等。同年夏,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访问新四军后返回重庆路过贵阳时,住在图云关林可胜(救护总队总队长)家,书社与之联系,请她出席书社组织的青年座谈会,史沫特莱在会上发表了演讲,畅谈中国的抗战形势,赞扬新四军官兵一致、作风民主,与当地老百姓亲密无间,为贫若农民做好事,深得人心。

  “读新”、“生活”书店组织写抗日慰问信 1939年4月,中共贵州省工委对开设在中华南路的“读新”、“生活”书店建立中共党组织,熊蕴竹(女)任支部书记,领导两书店内的中共党员秘密发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并组织读者向前方抗日将士写慰问信上千封,鼓午抗日将士多杀敌报效国家。

  为抗战而歌的千人大合唱。 1939年5月9日,由贵阳社会服务处,贵阳《中央日报社》在贵阳中华中路(今省人民剧场)组织了一场歌唱抗战的音乐盛会。剧场可容纳一千五百多名观众的门票全部售完,还有数百观众在场外因购不到票久久不愿离去。前来参加这次千人大合唱的都是贵阳文化界、音乐界的爱好者和几所学校的师生。

  千人大合唱演出的节目有《上前线》、《胜利进行曲》、《我所爱的大中华》、《满江红》…………当《上前线》唱到“中华男儿,大家奋起。同心协力,英勇前进!看东洋人多凶狠,屠杀我老百姓”时,全场喊起“奋起!奋起!好男儿要当兵,兄弟姐妹不要太伤心,看我冲锋杀敌,为国争光”。

  这场千人大合唱的举行,不仅对贵阳的抗日歌咏活动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也鼓舞了贵阳人民奋起抗战的信心。

  卖国降日汉奸汪精卫跪像遭人骂 1941年5月,卖国降日汉奸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的跪像塑在南明区大南门今华坤大厦前。跪像由钢筋水泥塑成,四周有栏杆,像后石碑上刻着“汪逆兆铭夫妇跪像”,左侧写着:“贵州省会各界民众塑之。”路过跪像的贵阳民众都要上前吐痰,以表示对汉奸卖国贼的切齿痛恨,反映大敌当前,贵阳人民群情激愤,热血沸腾的抗日情绪。(金方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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